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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的检察工作机制与方式研究

时间:2017-11-02 [ ] 浏览次数:

  

  方晓林   韩彦霞  杨大为*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石,依法保护产权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面对当前新形势新任务,加强产权司法保护,是检察机关全面履行职能、服务全省大局的必然要求。

 一、知识产品的属性和检察价值的演进

  (一)知识产品的基本属性

  知识产品在经济学上是资源,在法律上则可视为一种财产。知识产品是社会中最有用的资源之一,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而且还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1.知识产品创造的私人属性。创造是人类的天性,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知识创造的历史。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了财富。知识产品是人类智力劳动的成果,只有自然人才具备这种创造能力。知识产品不是一种取之不尽的资源,更不是一种天然生成的资源,它的产生过程需要个人乃至社会的大量投入,并需要长时间的创造性、连续性的劳动才能实现。所以,知识产品的创造者不仅要有相当的知识储备,而且要能胜任高智力投入的劳动,创新型人才可谓是知识产品的生命载体。

  2.知识产品来源的社会属性。在智力领域的长河中,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由后人利用先人的成果发展与进步的历史。文学、艺术、科技等都是以人类迄今为止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其创造直接有赖于先人思想的启发,是先人智慧的与自己同时代人已有的知识产品的借鉴、吸收,具有在内容上的继受性和时间上的继承性。知识产品在由其创造者享有的同时,社会公众也享有合法的利益。知识的流动和公众能够自由地接近和利用知识是促进文化进步和科技发展的必然。

  3.知识产品本质的公共属性。美国经济学家考特和尤伦在其经典著作《法和经济学》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知识产品的公共属性问题:第一,知识产品的个人消费并不影响其他人的消费,无数个人可以共享某一公开的信息资源。第二,知识产品的生产是有代价的,但知识产品的传递费用相对较小。对知识产品的生产者来说,难以通过出售知识产品来收回成本。一旦生产者将其知识产品出售给某个消费者,那个消费者就会变成原生产者的潜在竞争对手,或者是其他消费者成为享用该知识产品的“搭便车者”。第三,知识产品的生产者很难控制知识创新的成果。如果创造者将知识产品隐藏起来,那么他的创造活动就不会被承认,从而失去了社会意义。如果创造者将其知识产品公诸于众,而他对知识这一无形资源事实上又难以有效地控制。第四,鉴于消费者对知识产品的需求,政府有必要在市场上进行干预,即采取特殊的公共政策,以增加所生产的信息数量。信息市场的政府干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自己提供知识产品;二是政府对私人生产知识产品给予补贴。

  知识产品的公共属性决定了知识产品只有在共享中才能增值。知识产品最终进入公共领域的事实则很清楚地说明了知识产品的最终归属。它将使人类知识产品的宝库不断地添加新的内容,从而在总体上不断地为未来的知识创造者和公众使用知识产品提供条件。

  4.知识产品保护的法律属性。人类通过智力上的努力创造出知识产品,这些产品通过进入市场流动被社会公众所利用,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但是,由于知识产品自身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其创造者无法通过实际占有来控制对它的利用,也无法通过与他人的约定来对抗第三人的占有和享用,因此才产生了对一定地域范围内全体社会成员有拘束力的共同的约定即法律规定的办法来控制对知识产品占有和使用的制度——知识产权法。也就是说,知识产品的创造者只能借助于法律的保护才能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并激发出再创造的热情。

  知识产权法直接表现为一种授予知识产权人对知识产品的专有的控制权的法律制度。该专有权与知识产品的社会属性和自认流动性相对抗,与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合法需求也是相对抗的,这种对抗是知识产权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通过控制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而实现权利和义务总体平衡,也就是等于对公众利益提供公正的保护,因为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被控制意味着社会公众接近知识产品的基本保障,这正好体现了知识产权法的精髓。

  (二)检察权价值的演进

  1.作为制约性权力的检察权,是平衡国家公权力的核心变量。检察权的本质是制约权,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制约,是检察权产生的初始动力。侦查权虽然是行政权,但其本身却较为强大,需要能量相当的权力进行抗衡;审判权是一项古老的权力,但审级制度却无法完全防止自身的腐败,同样需要足够的权力加以制衡。检察权首先实现的是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制约,这在刑事诉讼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从发展趋势看,也必然逐渐实现对行政权的制约。对于行政权制约的必要和紧迫,学界的声音也颇为强烈。“行政法学者的观点从中国检察制度的应然性揭示了我国现行检察制度的‘短板’——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对行政权监督的缺位问题。把两大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都拥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等同于检察机关的行政检察监督职能的观点,既不符合我国行政执法权力缺乏监督的客观实际,也没有体现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的要求。”行政权作为实体性公权力,程序性权力对其制约定是理论必然。检察权的权力制约性,超越了国家和制度差异,成为不同宪治下检察权的共同本质。检察权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作为借以平衡权力之间力量对比、制约权力恣意使用而产生的专门性制约手段。检察权是在原有权力格局中增加的全新变量,是形塑公权力格局的核心变量。

  2.作为客观义务的最充分体现者,保障人权是检察的天然使命。人权保障是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核心价值、逻辑起点和实践面向。人权保障是一项国家义务,“由以人作为人权的主体转换成了以国家作为人权保障的主要实施主体。”人权问题国际化和宪法化发展趋势下,人权在刑事司法中的保障也受到特别地重视。可以说,司法是从立法中的人权向现实中的人权转换的最重要、最刚性方式。刑事诉讼中,审判权是一项中立被动性权力,通过判决进行权益分配是其权力行使的主要方式;侦查权基于发现犯罪的职业追求,容易具有侵犯嫌疑人人权的倾向。从权力性质和权力运行角度,二项权力均不具有人权保障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制度优势。由于检察官具有客观义务,检察权在保障人权方面具有天然使命。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原则和行为准则,检察官客观义务早已被国际准则确认。检察制度的设立目的决定了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是检察权的内在要求。客观义务作为一项基本要求,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不同权力均需具备。但由于检察权在刑事诉讼中的承前启后、由始而终,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体现得最为充分。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也被称为“检察官的程序”,检察官是客观义务价值体现的主要主体。龙宗智教授将检察官客观义务抽象为六个方面: 客观取证义务、中立审查责任、公正判决追求、定罪救济责任、诉讼关照义务、程序维护使命。司法实践中,检察官在侦查合法性监督、收集无罪或罪轻证据、非法证据排除、审判监督等方面,以客观义务的法定要求,实现人权保障的独特功能。

  3.因其具有超然的独立地位,检察机关具有保护公共利益的制度优势。检察制度萌芽和发展过程中,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代言人的制度也在不断发展进化中,公益保护原则始终是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所追求的目标或活动的一项基本准则。检察制度启蒙时的法国国王代理人可以对危害公益行为提起告诉,也可以对各封建领地侵害王室权益的行为提起告诉,这正是检察保护公益价值的最初体现。从检察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起源、进化趋势及两大法系的共同点看,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一直作为检察权的核心价值。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在维护社会公益时,具有作为公益代表所具有的一切权限。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中规定,检察官除应在刑事诉讼、监督调查的合法性和监督法院判决执行中发挥作用外,还应在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行使其他职能发挥积极作用。公共利益天然具有易被侵害性,需要代表公众利益的专门的国家权力来保护。检察机关通过支持、督促起诉或者提起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的形式来保护公共利益。虽然由检察机关提起,但是裁判结果并不对检察机关发生效力,所以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具有超然的地位,可以保持中立的地位,更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公共利益的保护过程中,常常面对的是强大的行政权或其他社会组织,如果由不具有足够能力的公共权力来施行,不但不能对公共利益起到保护作用,甚至还会对公共利益造成二次伤害。检察权作为制约权,本质上具有制约其他公共权力的天然优势,更适合担当保护公共利益的法定机关。社会公益性是检察权发展的时代特征,近代检察制度形成后,检察权在民主法制的制约下,由过去代表国家利益进化到代表民众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阶段,反映了人类法制选择民主、文明进步的过程。在西方国家,虽然对检察机关直接参与民事诉讼较多限制,但对涉及公共利益案件的诉讼,检察机关则被视为“最高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代表参与其中。在社会主义国家,继苏联之后,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在其民事诉讼法中,均对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作出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通过民事诉讼维护社会公益的职权。通过程序实现公共利益的权力保护,实现公共利益保护的法治化。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纳入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将保证利益被保护的法定性和恒定性,理论上不会因行政权、人为干预等偶然、外在因素使公共利益处于保护缺席的状态。

二、诉监并行的产权保护格局

  目前涉及产权保护的案件在检察机关所办案件中占很大比例,但对其打击手段还较为单一,通常都是以查办案件作为打击手段,没能充分发挥工作优势,多种手段并举,整体效果不好。为此,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惩治、预防、监督、教育、保护等各项职能作用,形成诉权、监督并行的产权保护格局,切实维护各类产权主体合法权益,为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依法履行刑事检察职能,加大惩治侵犯产权犯罪力度。 产权犯罪手段智能化趋势明显,网络新型犯罪突起,刑民案件交织,办案难度大。检察机关要确保依法、准确、及时、有效打击侵犯产权犯罪,就必须密切关注各类产权犯罪新动向,尤其是要突出打击侵害广大人群群众产权的涉众型经济犯罪。一是应当突出“严”字,依法严厉打击侵犯财产权犯罪不手软。从全国范围来看,2016年各地检察机关起诉集资诈骗等犯罪16406人,依法妥善办理了“e租宝”、“中晋系”等重大案件;就我省来看,2016年共提起公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犯罪549件995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下一步,检察机关应当继续积极履行批捕和起诉职能,依法惩治侵犯各类产权主体财产权的犯罪,注重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组织领导传销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涉众型经济犯罪。面对当前知识产权保护需求急、需求旺的现实环境,突出打击链条式、产业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以及具有反复侵权、恶意侵权、网络侵权、有组织侵权等破坏公平市场营商环境的犯罪,加大对涉外知识产权犯罪打击力度。如2016年无锡新吴区检察院就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徐某某制售大量假冒德芙、费列罗巧克力提起公诉,犯罪嫌疑人共将1000余箱,价值近50万元的假冒巧克力销往周边省份,成为舆论关注的重点案件。全省各地检察机关应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产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遴选业务部门办案骨干,成立专业化办案组,积极探索构建知识产权专业化一体化办案机制。二是应当突出“快”字,提高案件办理速度减少损失。对于利用公权力严重侵害私有产权,勾结黑恶势力在特定经济领域形成非法控制,受害者人数众多,引发群体性事件等严重侵犯产权的犯罪案件,要实行挂牌督办,第一时间介入侦查,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固定证据,确保办案效率和质量。积极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机制,对符合条件的侵犯产权案件简化程序处理,提高案件办理质效。如江阴市院联合公安经侦大队、法院刑事审判庭,设立了涉企案件联席会议机制,实行“立案侦查-审查批捕-提起公诉-开庭审理”全流程提速,同时开辟了“扣押发还、退赃退赔”绿色通道,把最大限度、最短时间为企业挽回损失作为工作重点,努力减轻产权犯罪活动造成的不利后果。三是应当突出“准”字,准确把握案件定罪量刑。如德国刑法学者椰林所言:“刑罚乃一把双刃之剑,用之不当则国家和个人两受其害。”实践中,产权案件往往“刑民交叉”,因此对案件性质的甄别显得尤为重要。办案中必须力争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开展以案释法说理,努力做到不枉不纵。同时结合审查逮捕、起诉工作,加强对侵犯产权犯罪活动的分析研判,提高产权司法保护的精准度。

  (二)加强侦查预防工作,依法惩治侵犯产权职务犯罪。找准侵犯产权的职务犯罪重点领域才能做到精准打击、精准预防,在当前形势下,重点惩治利用国有产权所有者和代理人关系不明晰,国有企业财务、采购、营销、投资等方面内部监督制度不健全实施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等犯罪,以及通过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利益输送、利益交换等方式,以市场行为掩盖非法目的,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犯罪。2016年我省立案侦查发生在国有企业的职务犯罪179人,依法查办了江苏盐业无锡分公司石化事业部原经理张生挪用公款8300余万元案。重点惩治发生在金融、土地、财税、能源、资源等重要领域行政审批、管理过程中侵犯产权的失职渎职犯罪,如自 2016 年起,最高检联合国务院扶贫办部署开展了为期 5 年的集中惩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为推动中央扶贫攻坚战略深入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省开展查办“新网工程”项目专项资金领域渎职犯罪专项行动,立案侦查在审核、发放资金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国家专项资金被套骗的渎职犯罪87人。重点惩治发生在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登记、保管、使用、处置过程中的职务犯罪,以及利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侵犯农村集体产权、侵犯农民权益的职务犯罪。我省成功办理了泗阳县卢集镇潘集村原村委会主任王昌良等人贪污134只扶贫种羊案等案件,涉案羊价值计7.8万余元。同时,要通过查办职务犯罪发现产权保护制度机制的漏洞和风险点,从源头上减少涉产权职务犯罪。围绕重点领域深入剖析典型案件和发案规律,开展有针对性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既支持企业和企业家创业创新谋发展,又引导企业和企业家依法规范经营。结合办案,对产权保护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组织开展专题预防活动,积极运用检察建议、年度报告、专项报告等方式,督促产权登记、审批、监管、保护等部门完善制度机制,加强改进产权保护工作,增强预防工作整体效果。

  (三)强化刑事诉讼监督,保障涉案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开展产权保护工作,部门之间发展极不均衡,多集中在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查办职务犯罪等工作职能上,而立案监督、侦查监督以及民行检察等监督工作还较为薄弱。一是加大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力度。实践中,对于符合刑事追诉标准的案件,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或者“以罚代刑”的现象,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难以及时发现。往往是行政执法机关在本系统内有考核要求,才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因此,除在办理案件中查找监督线索外,检察机关侦监部门还应当依托两法衔接等机制查找发现监督线索。对侦查机关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选择性执法等妨害产权平等保护的问题,加大对该立不立、不该立乱立等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的监督纠正力度。此外,由于产权类案件往往具有专业性、隐蔽性、跨时间、跨空间的特点,而公安经侦部门“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侦查体制与基层公安在科技装备与人员专业素质方面的落后,以及法律规定对知情者无故不作证缺乏强制措施的规定,又加剧了证据侦查与保全的难度,严重影响了审查案件的效率。因此,要严格落实重大疑难案件公安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工作,对公安机关正在侦查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及适用法律有争议的刑事案件,如利用公权力严重侵害私有产权,勾结黑恶势力在特定经济领域形成非法控制,受害者人数众多,引发群体性事件等严重侵犯产权的犯罪案件,第一时间介入侦查,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固定证据,确保办案效率和质量。切实履行好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对于因涉嫌犯罪被逮捕的各种所有制组织的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专业技术人员等,一旦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依法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二是加强对侵犯产权刑事案件审判和执行活动的监督。将被告人退赃退赔情况纳入量刑活动监督的重要内容,促进被告人量刑与退赃退赔表现相适应。加强刑事执行监督,突出财产刑执行监督。虽然财产刑相对于监禁刑惩罚的严厉性缓和许多,但一经生效的财产刑执行判决和裁定同样具有执行力,不应受到刑罚的惩罚性轻重的影响而有损于国家的法律尊严。2016年,江苏省检察院对2013年以来财产刑执行情况进行了专项检察,提出检察建议812件,督促法院执行财产刑1.24亿余元,建议对180名有能力履行财产刑而不履行的罪犯不予减刑、对5266名罪犯缩减减刑幅度、对102名罪犯不予假释。下一步,继续将监督涉产权案件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活动作为工作重点,发现人民法院执行财产刑过程中,存在应当执行而不执行,不应当执行而执行,非法处置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财产等侵犯产权违法情形的,依法提出纠正意见,确保财产刑执行到位。依法保障各类产权主体在服刑期间的申诉权,防止其因申诉而被限制或者剥夺依法获得减刑的权利。对于犯罪的民营企业投资人,依法保障其在服刑期间行使财产权利等民事权利

  (四)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一是依法保障各类产权主体申请监督权,规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的受理和审查程序。开展涉产权民事、行政执行案件专项检察监督活动,重点监督错误采取执行措施、错误处理执行标的物、错误追加执行人,致使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案外人等财产受侵害案件,以及因司法人员不依法履行执行职责,致使被申请执行人转移、低价处置财产恶意逃避执行,导致当事人合法权益长期无法实现的案件。注重倾听当事人意见,畅通申请监督渠道,积极通过抗诉、提出检察建议等方式加强对涉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监督,有效保障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在履职过程中发现工商、税务、房产、公安等行政机关不规范执法的,影响公众产权权利行使的,通过检察建议等形式督促行政机关及时纠正。二是加大对涉产权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监督力度。所谓虚假诉讼,通常是指形式上的诉讼双方当事人共谋通过虚构实际并不存在的实体纠纷,意图借助法院对该诉讼的判决达到损害诉讼外第三人权利或权益的诉讼。虚假诉讼可能发生于诉讼的多个环节,手段多样,虚构的事实和证据往往形式上合法,很难辨别,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在办理涉及产权保护的虚假诉讼监督工作中,我省徐州市检察院注重深挖虚假诉讼背后的职务犯罪,2016年指导基层院监督虚假诉讼47件,同比上升62%,法院已经采纳36件,移送犯罪线索10件17人,法院对6名虚假诉讼当事人追究刑事责任;在监督张海与睢宁县高级中学系列虚假诉讼案件中,对涉案200余万元的全省首例侵害国家利益的虚假调解提起监督。南通市海安县院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成功办理企业拆迁、土地复垦虚假诉讼案件,成为南通市检察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范例,得到高检院曹建明检察长肯定。当前,应重点审查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通过以物抵债等方式损害案外人产权案件,督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虚假诉讼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在案件办理机制上,对内加强民行、刑检、自侦及检察室间的协调配合,搭建线索移送、信息互通共享等衔接机制,对虚假诉讼开展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三是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加强公共领域产权保护。以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产权领域为重点,维护被民事、行政违法行为侵害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试点以来,我省共依法提起环境领域公益诉讼11件,支持有关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17件;办理生态环境诉前程序案件116件,其中行政诉前程序84件,行政机关根据检察建议依法履职59件。南京市检察机关及时查办安伟公司偷排强酸废液案,除依法追究涉案单位及个人污染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外,还针对其损害环境公益的行为,在登报寻找适格原告未果后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安伟公司承担赔偿、修复被污染环境的民事责任。宜兴市检察院认真履行公益诉讼试点诉前程序,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常熟市环保局加强企业危废物品处置监管,常熟市环保局接受建议,积极履职,此案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肯定。徐州市检察院对鸿顺公司提起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不服上诉,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是全国首例二审判决生效公益诉讼案件。在下一步工作推进上,首先,加强线索排查,拓展检察机关内部相关业务部门的协调配合,走访相关单位了解公益诉讼线索。其次,认真开展诉前程序,严格把关试点案件领域。对于符合试点要求的,积极进行诉前程序的相关工作。最后,争取支持强化协作,积极争取地方党委、人大的领导和支持,尤其注重加强与行政机关协调,及时消除行政机关可能对公益诉讼的误解和抵触,推动检察监督与行政监察、行政复议等行政机关内部纠错机制的有效衔接。

  (五)加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依法化解产权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产权类案件中受害人容易形成组织,通过群访闹访来表达诉求,并极易产生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等次生犯罪。针对这种特定情况,检察机关应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是依法受理、办理涉产权控告申诉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打造“信、访、网、电”四位一体的诉求表达体系,为产权人寻求法律咨询、权利救济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两个《意见》的要求,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错案,依法予以纠正并赔偿当事人的损失。对社会反映强烈的涉及产权的刑事申诉案件,依法导入法律程序,按照诉求性质、案件管辖和法律程序及时审查办理。凡是违反法律政策侵犯产权、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决定、判决、裁定,要依法监督纠正。坚持法定赔偿原则,保障符合赔偿条件的产权主体及时获得赔偿。对检察环节违法查封、扣押、冻结、处置财物造成的损失,依法进行国家赔偿,并做好反向审视和问责追究工作。二是拓展控告申诉工作模式,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健全控申部门与相关业务部门工作协同机制,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办理、答复群众产权保护诉求。对不属于检察环节办理的产权保护控告申诉,依法告知信访人相关处理维权途径,做好释法说理工作。建立涉产权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引导当事人和解机制,积极推动建立社会帮扶、政府扶贫等化解矛盾机制,推动建立健全与人民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的衔接联动机制,引导当事人向调解组织提出调解申请,并根据调解情况依法作出相应处理。推动律师参与代理和化解涉及产权纠纷信访案件工作,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有效解决产权纠纷。

  三、产权保护的检察权内生动力

  在具体的司法办案活动中,有关涉产权保护类案件,容易出现刑民界限难以区分、刑民交叉法律关系难以确定的问题。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各种所有制经济尤其是非公经济行为较为复杂,还面临如何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涉及的经济纠纷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的界限等一系列难题。这客观上要求我们根据日新月异的发案态势来改进工作模式,做到打击犯罪“精准有力”。

  (一)准确定性,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具体来说,一是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注意把握“五个界限”。即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改革探索出现偏差与钻改革空子实施犯罪的界限、合法经营收入与违法犯罪所得的界限、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界限、不正当经济活动与违法犯罪的界限。如我省句容市院在办理某建筑工程公司戴某某涉嫌挪用资金2000万元、诈骗6000万元的案件中,认真审核事实证据,准确梳理公司性质及戴某某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全面还原事实真相,并最终认定戴某某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后经该院同意,公安机关对此案做撤销处理。在办案当中划定“红线”,禁止以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对于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不明确、法律政策界限不明、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认定罪与非罪争议较大的,及时向上级检察机关请示报告。二是贯彻刑法谦抑性原则,严格把握办案标准。细化涉产权犯罪案件审查逮捕质量标准,严格审查是否具备社会危险性条件,对构成犯罪但无社会危险性的一般不批准逮捕。严格依法把握起诉条件,从经济安全、公共利益、市场秩序等方面准确认定社会危害性,综合考虑政策调整、经营不善、市场风险等市场主体意志以外的因素,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依法适用不起诉。三是依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落实保护改革创新的“容错”要求。对于锐意作为,但出现决策失误、偏差,造成一定损失的行为,要区分情况慎重对待。没有徇私舞弊、中饱私囊,或者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不作为犯罪处理。特别是在重大科研项目实施中突破现有制度,但有利于实现创新预期成果的,应当予以宽容。在重大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轻微犯罪、过失犯罪但完成重大任务的,慎重使用强制措施,可以依法适用不批捕、不起诉等宽缓政策。对于共同犯罪,重点追究主犯的刑事责任,对于从犯和犯罪情节较轻的,依法从宽处理。

  (二)规范办案,最大限度降低对产权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司法不规范的问题体现在不文明、不严格、不廉洁等多个方面。对检察机关而言,一是慎重选择办案时机和方式,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如无锡市滨湖区原区委书记朱渭平受贿案因为涉及当地一些企业行贿,省检察院采用非羁押式侦查方式,并且在调查取证时避开企业的工作日和经营地,企业正常经营未受影响。镇江丹徒区院在办理丹阳某车辆部件企业涉嫌单位行贿一案时,考虑到当前经济形势不佳,企业经营状况困难,同意了涉案企业主姚某的请求,在退赃期限上给予宽限,待其资金回笼后再行退赃,帮其渡过企业经营上的难关。具体来说,应当慎重使用搜查、查封、扣押、冻结、拘留、逮捕等强制性措施,避免因为办案时机选择和强制措施使用不当,影响涉案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对于涉嫌犯罪的各类产权主体主动配合调查,认罪态度好,犯罪情节较轻,且没有社会危险性的,一律不采取拘留、逮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对于不涉案的款物、账户,包括企业生产经营资料、涉案人员近亲属的合法财产等,一律不查封、扣押、冻结。对于涉及企业和投资、生产、经营者、科技创新人员犯罪的举报,经查证失实的,及时澄清事实。保障涉案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诉讼权利,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和人格尊严,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职责。二是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对于涉案企业和人员正在投入生产运营或者正在用于科技创新、产品研发的设备、资金和技术资料等,能够采取非强制性措施即可达到保障诉讼目的的,不使用强制性措施。加强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甄别审查工作,最大限度缩短甄别审查期限,确保合法财产不受牵连。三是查办涉及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科技创新的犯罪,要树立谦抑审慎善意的理念,注意听取相关行业主管、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于正在承担重大项目实施、重大科研攻关等职责的涉案人员,在做好相关保密和防逃工作的同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办案时间,对争议大的案件及时向上级检察机关请示报告。对于关键岗位和关键人员,慎重适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慎重查封、冻结、扣押重大项目涉案款物,避免因措施不当给企业和项目建设造成损失。

  (三)延伸职能,积极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当前全社会保护产权的整体意识还不强,公众普遍对侵犯产权行为的严重性危害性认识不足,少数企业知识产权意识薄弱,既是被侵权者,又是侵权者;一些企业员工带着原单位专利、商业秘密跳槽或者自己办企业,对引发的法律后果缺乏认识,由此产生许多案件和纠纷。一方面,深入研判,前移监督端口。检察机关应当结合近年来自身查办的各类侵犯产权案件,深入剖析典型案件和发案规律,及时提出检察建议,帮助案发企业或被害单位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完善内部监督制约和管理机制,提高依法经营管理水平,增强各类产权主体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竞争力和发展后劲。通过开展领导干部挂钩联系企业、举办座谈会、邀请企业代表参加“检察开放日”等活动,零距离了解不同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定期深入各类产权单位排查法律隐患,进而立足检察职能积极为各类产权主体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排忧解难。另一方面,加强宣传,优化社会环境。在依法办理各类涉产权刑事、民行案件的同时,加强法制宣传,增强各类产权主体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营造保护产权的良好社会氛围。依托“两微一端”新媒体、门户网站等检务公开平台,多渠道、多方式宣传产权保护工作,特别是对于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涉众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的案件、网络传销、诈骗案件,以案例形式,深入社区、街道等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人民大众不要上当受骗,不断增强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在产权方面的维权意识和自身保护能力,营造全社会尊重产权和保护产权的良好氛围。

 

 

*(方晓林,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巡视员;江苏省法学会检察学会副会长。韩彦霞,苏州大学检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检察员,首批全国检察机关调研骨干人才。杨大为,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助理检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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